唐長安長壽二年的寒夜，秘書省的燭火將熄未熄，劉知幾握著那支“鐵骨史筆”，在《史通》的草稿上重重寫下“史有三長：才、學、識”。這支筆是他弱冠之年在洛陽書肆偶遇的奇物——筆杆是魏晉古鐵所鑄，泛著幽冷的青光，筆毫混著麝鹿毛與青銅絲，蘸鬆煙墨寫字時，若遇虛妄之語，筆尖便會凝滯乾澀，賣筆的老儒說“此筆能辨真偽，顯是非，唯需以直為骨，以實為墨”。彼時他剛入史館，見正史多有曲筆諱飾，心中積鬱難平，卻不知這支筆，會讓他在盛唐的宮牆與史壇間，走出一條“以筆破偽，以史明心”的孤絕之路。
野史傳，劉知幾自幼便與史書結緣，更天生帶著“辨偽”的癡氣。七歲那年，他讀《左傳》，見“晉靈公不君”的記載，竟捧著書跑到父親劉藏器麵前，追問“靈公之惡，果如史載？何以不見其善？”父親驚其早慧，卻也告誡“史書為王者立傳，多有取舍，不可儘信”。可劉知幾偏不認同，此後讀書，凡見可疑之處，便用朱砂批注，久而久之，家中藏書的頁邊都寫滿了他的詰問。十五歲時，他通讀《史記》《漢書》，竟發現兩處紀年矛盾，當即提筆寫信給當時的史學大家李善，直言“史家之責，在存真去偽，豈能因襲舊誤？”李善見信後歎服不已，讚他“有班馬之風，將來必成史壇宗師”。
弱冠入仕，劉知幾被授獲嘉縣主簿，雖官職低微，卻從未放下對史學的執念。他利用公務之餘，遍訪各地藏書之家，搜集野史、雜記、碑銘，每遇與正史不符之處，便用鐵骨史筆一一記錄。野史記載，他曾為核實“隋煬帝弑父”的真相，獨自前往洛陽，尋訪當年的宮廷舊人。在一間破敗的尼庵裡，他見到一位曾侍奉隋文帝的老尼，老尼道出“文帝病重而亡，煬帝雖有奪嫡之嫌，弑父之說實為後世抹黑”。劉知幾聽後，當即用鐵骨史筆寫下這段證詞，還在旁批注“史貴實錄，不避權貴，不媚時俗”。可這段記載後來被史館的官員看到，斥為“妄議先帝，妖言惑眾”，若非李善力保，他險些丟了官職。
長安元年，劉知幾調入史館，參與編纂《三教珠英》。本以為能施展抱負，卻不料史館之中，處處是權力的掣肘與曲筆的陋習。宰相張昌宗為討好武則天，想讓史館為其祖父立傳時“溢美增飾”，特意派人送重金給劉知幾，卻被他斷然拒絕。來人威脅道“先生若不識時務，恐日後在史館難容身”，劉知幾握著鐵骨史筆，冷笑答道“我為史臣，不為佞臣，筆可斷，史不可偽”。當晚，他便在史館的牆壁上寫下“寧為蘭摧玉折，不作瓦礫長存”，字字如刀，嚇得其他史官不敢作聲。野史說，那夜鐵骨史筆的筆杆竟泛出青光，映得牆壁上的字跡愈發淩厲，仿佛在彰顯他的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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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纂《唐史》時，劉知幾的鐵骨史筆更是成了“照妖鏡”。有官員提議為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立傳時，隱去其“專權亂政”的劣跡，劉知幾當場反駁，用鐵骨史筆在草稿上寫下武三思的種種惡行，還引用《春秋》筆法，批注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亂臣賊子懼，我作《唐史》，亦當如此”。監修國史的武三思得知後，大怒，想將劉知幾逐出史館，可劉知幾早有準備，將武三思的劣跡抄錄多份，藏於民間，揚言“若我遭貶，便將此等醜事公之於眾”。武三思怕事情鬨大，隻好作罷，卻暗中使絆，讓他的編纂工作屢屢受阻。
忍無可忍之下，劉知幾於景龍二年辭官，專心撰寫《史通》。他在長安城外築了一間“史隱廬”，每日閉門著書，三餐皆由家人送至書房。野史記載，他著書時，常常廢寢忘食，鐵骨史筆從不離手，甚至在夢中都在批改草稿。有一回，他夢見司馬遷飄然而至，對他說“子之《史通》，乃史家之良藥，能治曲筆之疾，然此書一出，必遭世人非議”，劉知幾答道“我著此書，非為名利，隻為後世史家能明辨真偽，堅守本心”，司馬遷聞言，贈他“史膽如鐵”四字，隨後便消失在夢中。醒來後，劉知幾在《史通》的序中寫下這四字，作為自己的治學宗旨。
《史通》的撰寫過程，充滿了傳奇色彩。劉知幾在書中，不僅批判了《尚書》《春秋》等儒家經典中的虛妄之處，還對以往的史學著作一一進行點評，指出其“曲筆阿世”“浮誇失實”的弊病。他在“疑古”篇中，大膽質疑“堯禪舜讓”的真實性，認為“此乃儒家美化上古之辭，實則可能為權力爭奪”；在“惑經”篇中，直言《春秋》“為尊者諱，為親者諱，為賢者諱”，違背了史學的實錄精神。野史說，這些言論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，有人罵他“離經叛道，褻瀆聖賢”，甚至有人提議將他治罪。可劉知幾毫不畏懼，仍用鐵骨史筆繼續著書，他說“史家之職，在於探求真相，若因畏懼非議而不敢直言，與佞臣何異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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