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成說到這裡，無論是場上辯主，還是場下旁聽之人，臉上都浮現出笑意。
為何？就是因為蔡成讚賞“儒學治國”。
場上辯主已經開始醞釀接下來的詰問了。
既然漢王爺讚同“儒學治國”，那為何大漢新製中，卻少有儒學的影子？
很多人都認為，這是射向蔡成的一支利箭，必讓蔡成避無可避，擋無可擋。
隻是，他們太小瞧蔡成了。
蔡成再次喝了兩口茶，潤了潤嗓子，然後環視了一下論道現場，繼續開口說道：
“然，前漢之赤眉、綠林，後漢之黃巾之亂、羌胡與烏桓叛亂，甚至在董卓進京後，還出現了短暫的諸侯割據，說明了什麼？”
蔡成此問，一下子把場上之人給打懵了。
對呀，既然儒學治國如此有效，而且剛剛王爺還說了“其功甚偉”，可為什麼還會出現赤眉、綠林、黃巾等流民叛亂呢？
這是證明“儒學”非治國良策嗎？
還是漢王爺另有說法？
別說場上的各位辯主了，哪怕就是場下的龐德公等當世名流，也懵了。
他們找不到一個有說服力的答案。
近四百年的“儒學治國”之根基，似乎突然崩於一瞬。
此刻，不僅提問的邊讓呆若木雞，就連在場的其他辯主，乃至場上所有旁聽之人，都是心思百轉，情緒震蕩。
所有人都在震驚、排斥、疑惑等情緒中來回搖擺。
他們震驚於蔡成太敢說了，竟說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語。
他們聽到蔡成對儒學的質疑，本能地排斥不說，甚至想站起來怒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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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蔡成並沒有說儒學不是“治國良策”，反倒說儒學“其功甚偉”，讓他們想怒斥都沒有著力點。
但蔡成提出的問題，卻不得不讓他們陷入對“儒學治國”的疑惑當中。
想想看，王爺一席話，便將史之變遷，以及“治國之策亦需隨時勢之變而變”講清楚了。
如若不隨之而變，必引發天下動蕩、國將不國。
周時，推行“仁德治國”，乃對天下萬民教化之需；
平王東遷後，為穩固四方，便隻能施以“王道”；
然諸侯國欲壑難填，相互亂鬥，“霸道”便應運而生，從而產生了“春秋五霸”；
進入戰國，雖周王室尚在，可諸侯國之間不斷相互吞並，戰國七雄顯露崢嶸，皆為霸主。
天下不再是一個霸主，而是多霸主並立，霸道已然行不通。
於是，以魏國李悝變法為開端，戰國七雄一邊相互爭鬥，一邊進行內部變法。
各國變法中的曲折自不必說，隻從結果上來看，唯有秦國變法最為徹底，並使秦國一舉成為七雄之首。
可以說，秦能“滅六國、一四海”，皆源於其徹底采用“法家治國”。
然，嚴刑峻法，用於戰時凝聚國力很有效，可用於秦立之後的和平時期，明顯有所偏頗，也導致了秦二世而亡。
漢初時，高祖欲將法家力主的郡縣製與周時的分封製並存、采取了黃老之道“輕徭薄賦、無為而治”的治國之策。
可分封明顯有著天生的弊端，導致高祖剛坐天下，就得忙著平定異姓王之亂。
而“無為而治”也明顯沒有可延續性。
畢竟朝廷無為，不等於諸侯無為。
“七國之亂”徹底宣布了“無為而治”的終結。
到了武帝時期，“無為而治”內不能助朝廷穩固大一統格局，外不能應對匈奴之虎視眈眈、時時擾邊，舉國上下瞬間陷入“無治國之本”的混亂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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