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就是我所說的反常現象。一百個人做衣服，都不夠一個人穿，卻想讓天下人不挨凍，怎麼可能呢？一個人種地，十個人聚在一起吃，卻想讓天下人不挨餓，也是不可能的。百姓饑寒交迫，卻想讓他們不做壞事，根本做不到。這就是讓人深深感慨的事。
“商鞅拋棄禮義，不顧仁愛恩德，一門心思追求進取；推行了兩年，秦國的風俗日益敗壞。所以秦人家中富裕，兒子成年就分家；家境貧寒，兒子成年就去做上門女婿；兒子借給父親農具，就擺出施恩的臉色；母親拿一下掃帚，兒子就站在那責罵；兒媳抱著孩子喂奶，也和公公住在一起；婆媳關係不好，就反唇相譏；他們疼愛孩子、貪求利益，和禽獸沒什麼差別。如今商鞅變法留下的不良習俗，還沒有完全改變，人們拋棄禮義，不顧廉恥的情況日益嚴重，可以說是每月都有變化，每年都不一樣。人們一心追逐利益，根本不考慮行為是否得當；現在甚至有人殺害自己的父親和兄長。可大臣們隻把公文沒有上報、公務沒有按時完成當作大事，至於風俗衰敗、世道敗壞，卻安然處之，不覺得奇怪，眼睛看到、耳朵聽到了也不放在心上，還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。移風易俗，讓天下人都向往正道，這可不是平庸的官吏能做到的。平庸官吏所關注的，隻是公文處理、錢財收支這些瑣事，根本不懂治國的大局。陛下自己也不為此擔憂，我私下裡為陛下感到惋惜！不如現在就製定製度，讓君主像君主，臣子像臣子，上下有等級差別，父子、六親都能各得其所。這樣的製度一旦確定，國家就能世代安定，以後也有了遵循的準則；要是不製定製度，就像渡江過河卻沒有船槳和船舵，船行到江心遇到風浪，必然會翻船。這也是讓人深深感慨的事。
“夏朝、商朝、周朝的天子都傳了幾十代，秦朝的天子卻隻傳了兩代就滅亡了。人的本性相差不大，為什麼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主能長治久安，而秦朝卻暴虐短促呢？原因很清楚。古代的君王，太子一出生，就按照禮儀行事，官吏們穿戴整齊，在南郊舉行祭祀，經過皇宮門樓就下車，經過宗廟就小步快走，所以太子還是嬰兒時，教育就已經開始了。等太子稍微懂事，三公、三少就用孝、仁、禮、義來教導他，趕走品行不端的人，不讓太子看到不好的行為，還挑選天下正直、孝順、博學、有道德學問的人來保護輔佐太子，和太子一起生活。所以太子從出生就接觸正確的事，聽到正確的言論，踐行正確的道路，身邊都是正直的人。和正直的人相處，就會變得正直，就像生長在齊國，自然會說齊國話；和不正直的人相處，就會變得不正直，就像生長在楚國，自然會說楚國話。孔子說：‘小時候養成的習慣就像天性一樣，長期形成的習慣就像自然本能一樣。’習慣隨著智慧增長，所以做事合乎規範而不愧疚；教化與心靈融合，所以遵循正道就像天性使然。夏、商、周三代能夠長治久安，就是因為他們在輔佐太子方麵有這樣完備的措施。到了秦朝卻不是這樣，讓趙高做胡亥的老師，教他斷案判刑，胡亥所學的，不是如何砍頭、割鼻，就是如何滅人三族。胡亥今天即位，明天就射殺百姓，把忠誠進諫的人說成誹謗，把深謀遠慮的人說成妖言惑眾，他看待殺人就像割草一樣隨意。難道是胡亥本性惡劣嗎？是因為教導他的方法不對啊。俗話說：‘前麵的車翻了，後麵的車要引以為戒。’秦朝迅速滅亡的原因，從它的曆史中就能看出來；要是不引以為戒，後麵的車也會翻。天下的命運，維係在太子身上，太子賢能的關鍵，在於儘早進行教育和選好輔佐的人。在太子思想還沒有受到不良影響時就進行教育，就容易收到成效；讓太子明白治國之道和道德禮儀的要旨，這是教育的功效；至於養成良好的習慣，就靠身邊的人了。胡人、越人剛出生時，哭聲相同，喜好也沒什麼不同；等他們長大後，風俗習慣卻完全不同，就算經過多次翻譯也無法溝通，有的甚至到死都無法相互理解，這就是教育和習慣的作用。所以我說，選好太子身邊的人，儘早進行教育，是最緊迫的事。教育得法，太子身邊的人正直，太子就會正直；太子正直，天下就能安定。《尚書》說：‘天子一人有善行，天下百姓都能受益。’這是當下最緊要的事務。
普通人的智慧，往往隻能看到已經發生的事，卻預見不了將要發生的事。禮義能在惡行尚未發生時就加以禁止，而法律隻能在惡行發生之後進行懲處。所以，法律的作用顯而易見，而禮義的價值卻難以被人察覺。用獎賞鼓勵善行，用刑罰懲治惡行，古代聖王推行這樣的政策，像金石一樣堅定不移；執行這樣的法令，像四季交替一樣準確無誤；依據這樣的原則治理天下，像天地一樣公正無私，難道他們會忽視禮義而不用嗎？之所以反複強調禮義，是因為禮義貴在能將邪惡杜絕在萌芽狀態，在細微之處就開展教化，讓百姓在不知不覺中日益向善、遠離罪惡。孔子說：“審理訴訟案件，我和別人差不多；但一定要做到使人們不再有訴訟案件發生啊！”作為君主，最重要的是先明確該選擇什麼、舍棄什麼，一旦在內心確定了取舍的標準，國家安危的征兆就會在外部顯現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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