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中得利，隻要這件事沒有被律法禁止就可以了？
蘇澤繼續對孫文啟說道：
「趙有德的根本錯誤，在於將官員與庶民等量齊觀，混淆了『治人者』與『治於人者』的倫理位階。」
蘇澤說道：
「儒家講『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』，為何？」
「因為君子居上位，掌權柄，其言行影響廣泛，故需以更高標準自律。」
「庶民百姓處於弱勢，易受欺淩，故律法需側重保護其權益，給予申辯之權，以防官府濫權。」
「這是『仁政』的題中之義，也是為師和諸位閣老推動以律治國的原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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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澤說道：
「然而，官員並非弱勢百姓。他們本身就是權力的行使者，是『治人』的一方。」
「若再將保護弱勢百姓的律法原則，套用於保護官員自身，這便是倒置了本末，違背了『君君，臣臣』各守其分的綱常。」
蘇澤接著分析說道：
「《尚書》雲『天工人其代之』，官員代天牧民，其權力來自君父，責任是造福百姓。」
「因此，對官員的要求，天然就應高於普通百姓。這不僅體現在能力上，更體現在道德與操守上。」
「權力越大，責任越重，監督就當越嚴，此乃天理。」
蘇澤指出趙有德邏輯的荒謬之處道：
「他主張『法無禁止可為』，對百姓而言，此說或有空間，因為百姓私域行為隻要不害他人，官府不應過度乾涉。」
「但官員行的是公權，其一切職務行為皆應以『是否儘責、是否利於國家百姓』為判準，豈能鑽營律法字眼，尋找不為罪的空子？」
『這實則是將官員的『公職』降格為『私利』的護身符。」
蘇澤進一步說道：
「給百姓申辯權，是因在公堂上，百姓麵對的是代表國家力量的官府，力量懸殊，故需程序製衡以防冤屈。」
「但京察是朝廷內部對於權力執行者的考核，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督察，是『以官治官』。」
「在此過程中，官員若覺不公，自有向堂官、吏部陳情的渠道，這已是製度內的救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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