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國的探索與開拓，如同巨輪駛入未知海域，既有發現新大陸的狂喜，也麵臨著暗礁與逆流的考驗。內部的研究陷入深水區，外部的模仿則舉步維艱。
新成立的“古遺研析司”設於皇城一隅，戒備森嚴。來自南瞻洲的壁畫摹本、結構圖、材質樣本以及那幾塊黯淡的水晶板被秘密運抵此處。帝國最頂尖的學者、工匠和方士彙聚一堂，試圖解讀這跨越萬年的信息。
然而，進展極其緩慢。那種光滑的牆壁材質，非金非玉，堅不可摧，且對已知的酸、堿、火焰均無反應，其成分與工藝完全是個謎。壁畫上的敘事場景雖然震撼，但細節模糊，許多關鍵情節依舊缺失，如同閱讀一部殘缺的史詩。最令人頭疼的是那些水晶麵板，它們內部結構複雜無比，卻毫無能量反應，如同死去的星辰，任憑學者們用儘方法，都無法使其重現絲毫光芒。
“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”古遺司的主事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親王，在禦前彙報時無奈地總結，“此文明之技，猶如天書，其根基與我等所知截然不同。欲要破解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或許……需要全新的學問體係。”
就在眾臣為此感到棘手之際，奉命旁聽的太孫李昊，再次提出了他稚嫩卻頗具啟發性的看法：“皇爺爺，諸位大人。孫兒聽聞，南瞻土著亦有關於此‘神人’之傳說。既然從‘物’上難以著手，何不更多借助‘人’之力？讓研習院加大與各部落溝通，尤其是那些傳承古歌謠最完整的祭司馬麻，或能從其口傳曆史中，找到解讀這些‘天書’的線索？譬如，那控製台上符號的順序，或許就藏在某段古老的禱詞裡？”
李琰眼中閃過一絲讚許。孫子的思路，跳出了純粹技術破解的框架，轉向了人文與口述史的挖掘。“昊兒所言，不失為一策。告訴周允和石紋，雙管齊下，物與史並重。那些土著，不僅是歸化之民，更是打開這萬年之謎的另一把‘鑰匙’。”
“定北港”的觀海書院內，博尼法斯和他的學者使團陷入了深深的無力感。他們被允許閱讀一些公開的儒家經典、農書和醫書譯本，也被安排參觀了港口的水力作坊和公開的算術教學。大唐方麵表現得彬彬有禮，甚至願意與他們討論一些數學問題，但一旦涉及到更深層的自然哲學、工程技術核心，對方便禮貌地轉移話題或直接拒絕。
他們試圖用亞裡士多德的物理學解釋物體運動，卻被唐方學者用更貼近實際的力學概念輕易指出矛盾；他們展示精心保存的希臘火配方殘卷以期換取某些知識，卻被對方工匠委婉告知，此物“過於粗陋，且不安全，我朝工坊早已不用”。
博尼法斯痛苦地意識到，東西方之間的差距，不僅僅是“量”的，更是“質”的，是整個認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方法論上的代差。對方擁有的，是一套完整、高效且不斷進化的實用知識體係，而己方所倚仗的，更多是古老的思辨和殘缺的遺產。他們帶來的知識，在唐人看來，或許有些許啟發，但遠非必須。獲取核心技術的夢想，在現實麵前顯得如此蒼白。
亞琛王宮內，丕平推行的“東學”新政，遭遇了來自傳統貴族和教會的巨大阻力。貴族們抱怨學習數學和幾何是“匠人之術”，有失身份；教會則警惕任何可能動搖神學絕對權威的新知識，尤其當這些知識源自一個“異教”帝國時。仿製水車和織機的努力，也因缺乏相應的材料科學和精密加工能力，造出的東西笨重低效，淪為笑談。
更讓丕平鬱悶的是，他試圖參考東方模式加強王權、集中稅收的努力，觸動了地方貴族和教會的根本利益，引發了強烈的反彈。他的“新政”非但沒有迅速增強國力，反而加劇了內部矛盾，讓他疲於應付。奧多伯爵帶回的關於東方富庶強大的描述，此刻更像是一麵鏡子，照出了法蘭克自身的落後與分裂。丕平開始意識到，模仿絕非易事，沒有相應的社會土壤和文化根基，強行移植隻能是“畫虎不成反類犬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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