鄭成功成功收複台灣，晉封延平郡王，聲威大震。
台灣的收複，不僅徹底肅清了荷蘭勢力，更將大明的海疆前沿向東推進了數百裡，與琉球王國隔海相望。
此時，一個更為深遠的問題擺在了大明朝廷和鄭成功麵前：如何對待琉球？
琉球王國，自明初便是中國的藩屬國，接受大明皇帝的冊封，使用大明曆法，與中國進行頻繁的朝貢貿易，關係極為密切，素有“守禮之邦”的美譽。
然而，自萬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，日本薩摩藩島津氏入侵琉球後，琉球便陷入了“兩屬”的尷尬境地：表麵上仍向中國朝貢，實際上卻被迫向薩摩藩稱臣納貢，內政外交受到日本的嚴重乾涉。
崇禎皇帝與鄭成功均認為，琉球地位的特殊性，是東南海疆的一個潛在隱患。
日本勢力盤踞琉球，如同抵在大明東南腹地的一把軟刀子。
必須趁收複台灣的餘威，徹底驅逐日本在琉球的勢力，重新確立大明對琉球的獨占性宗主權，將東海真正變為大明的內湖。
鄭成功的行動並非簡單的軍事入侵，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、軍事、外交組合拳。
外交照會與“天朝問責”：
崇禎七年春，大明禮部正式向琉球國中山王尚豐發出詔書，以宗主國身份，嚴厲質問其“事二主”的行為，要求琉球方麵就“為何屈從倭寇薩摩，致使守禮之邦蒙塵”做出解釋。
詔書語氣強硬，意在施加政治壓力，試探琉球王室的態度和日本的反應。
同時，通過隱蔽渠道，向日本江戶幕府傳遞信息，申明琉球乃大明“百年藩籬，不容他國窺伺”，暗示大明將采取行動恢複琉球的秩序，警告幕府不要輕舉妄動。
軍事威懾與前沿部署：
鄭成功將福建水師主力及部分歸附的鄭家軍戰艦，集結於台灣北部的雞籠（基隆）、淡水等港口，進行大規模操演。
新建的“安平級”炮艦（裝備仿製“鎮虜大將軍炮”的艦炮）也編入序列，耀武揚威。
派遣使者持延平郡王旗牌，乘快船頻繁往來於台灣與琉球那霸港之間，名為“巡視海疆，撫慰藩屬”，實為偵察航道、勘測港口、了解琉球守軍（主要是薩摩藩派駐的“在番奉行”及其武裝）的虛實，並接觸琉球國內對日本不滿的士族。
崇禎八年（1635年）夏，時機成熟。
鄭成功親率一支由四十艘主力戰艦（包括大型福船、炮艦）和百餘艘輔助戰船組成的特混艦隊，搭載五千精銳陸師，從台灣出發，浩浩蕩蕩開赴琉球。
兵臨那霸：
大明艦隊突然出現在那霸港外，桅杆如林，旌旗蔽日。
艦隊並未立即開火，而是派出使者，要求登陸“宣慰天朝詔書”。
強大的軍容給琉球君臣和駐琉球的日本人以極大的心理震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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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談判與“清城”行動：
鄭成功在重兵護衛下登陸，在那霸港外的天使館（原為接待明朝冊封使的館驛）會見琉球國王尚豐及文武百官。
鄭成功重申大明宗主國地位，嚴厲指責薩摩藩的侵略行徑，要求琉球方麵立即驅逐所有薩摩藩的“在番奉行”及武裝人員，拆除日式堡壘（如首裡城附近的日式崗哨），斷絕與薩摩藩的一切非法貢賦關係。
麵對城外明軍的戰旗和炮口，琉球王室內部親明派占據上風。
尚豐王在權衡利弊後，最終表示“謹遵天朝法度，永為大明藩籬”，同意大明要求。
隨後，在明軍的“監督”下，琉球士兵“配合”明軍一小隊精銳，進入薩摩藩控製的區域，“禮送”薩摩藩的在番奉行（駐琉球最高代表）及其三百餘名武士、浪人上船，限期離開琉球。
整個過程，明軍未發一槍一彈，但強大的武力後盾確保了行動的順利。日方人員懾於明軍威勢，未敢反抗，灰溜溜撤離。
簽訂《中琉盟約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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