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100年左右的長安城，未央宮的喧囂似乎已離東方朔遠去。年過花甲的他，鬢角染霜，往日在武帝麵前談笑風生的機智臣子，如今更多時候是待在自己那堆滿竹簡的書齋中。他逐漸從宮廷事務中抽身，並非全然失勢，更像是一種主動的精神退隱。數十年的宦海浮沉，他見慣了榮耀與危機，也看透了帝王心術的複雜莫測。如今，他要把一生的智慧與感悟，付諸筆端。
這日，秋意已深，庭中古槐的黃葉偶爾飄落一兩片，透過窗欞，正好落在書案上正在撰寫的竹簡旁。東方朔拈起葉片，端詳片刻，輕輕放下，目光重新回到自己正在修訂的文章上——《答客難》。這是他以自己為靶子，回應世間質疑的精心之作。
文中，他虛構了一位“客人”的詰問，字字尖銳，恰是朝中許多人私下對他的議論：“昔蘇秦、張儀，一當萬乘之主，而都卿相之位，澤及後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，慕聖人之義，諷誦《詩》、《書》百家之言，不可勝數……自以為海內無雙，即可謂博聞辯智矣。然悉力儘忠以事聖帝，曠日持久，官不過侍郎，位不過執戟，意者尚有遺行邪？”
（譯文：當年蘇秦、張儀，一旦遇到大國的君主，就能身居卿相之位，恩澤延及後代。如今您先生學習先王之術，仰慕聖人之義，誦讀《詩經》《尚書》及諸子百家的言論，多得不可勝數……自認為海內無人能及，可以說是見聞廣博、善辯聰明了。然而您竭儘全力、忠心耿耿地侍奉聖明的皇帝，曠日持久，官銜不過是個侍郎，職位不過是執戟侍衛，想來大概還有不檢點的行為吧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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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質問，何嘗不是他內心深處偶爾翻湧的不平之鳴？他提筆濡墨，神色平靜，筆下的回答卻如江河奔湧，充滿了曆史的洞見與哲學的思辨：
“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，豈可同哉？夫蘇秦、張儀之時，周室大壞，諸侯不朝，力政爭權，相禽以兵……得士者強，失士者亡，故談說行焉。身處尊位，珍寶充內，外有廩倉，澤及後世，子孫長享。今則不然：聖帝流德，天下震懾，諸侯賓服……賢與不肖，何以異哉？”
（譯文：“那時是那時，現在是現在，時代怎能相同呢？蘇秦、張儀的時代，周王室十分衰敗，諸侯不去朝見，都憑借武力爭奪權勢……得到士人的就強大，失去士人的就敗亡，所以遊說之風得以盛行。他們身處尊貴的地位，家中充滿珍寶，庫裡有充足的糧食，恩澤延及後代，子孫長久享受。如今卻不是這樣：聖明的皇帝德澤流布，天下震懾，諸侯臣服……在這種情況下，賢能的人與無能的人，用什麼來區別呢？”）
他深刻地指出，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，個人的命運已不由列國紛爭的機遇決定，而全然係於至高無上的一人之心。所謂的“尊賢”，其標準已與亂世截然不同。字裡行間，那“生不逢時”的感慨並非簡單的懷才不遇，而是對士人在專製政體下普遍困境的清醒認知與無奈。這篇《答客難》，以其獨特的文體和深邃的思想，開創了賦體文學中“設論”一派的先河，後人如揚雄的《解嘲》、班固的《答賓戲》皆受其影響。
與此同時，他也在整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——《非有先生論》。他借虛構的“非有先生”在吳國為官三年的“無言”經曆，與吳王探討直言進諫之難與治國之道。
文中，吳王問：“先生有深謀妙策，為何三年不言？”非有先生則引用龍逢、比乾因直諫而被殺，箕子、接輿避世以存身的例子，感歎道：“談何容易！夫談有悖於目、拂於耳、謬於心而便於身者，或有說於目、順於耳、快於心而毀於行者，非有明王聖主，孰能聽之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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