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植物摩擦聲，而是變得像我從記憶深處挖出來的那個聲音一樣，輕輕的，軟軟的，帶著一點委屈和不解。“陳默，你要砍我嗎？”
鐮刀停在半空中。
我十九歲的時候沒能回那封信。我三十六歲的時候站在這棟我用二十年的命換來的房子裡，舉著一把鐮刀，對著一個從鋼筋裡長出來的、屬於十九歲的蘇晚。
“你已經死了。”我說。聲音在發抖，鐮刀在發抖，我的整個人都在發抖。“蘇晚已經死了，你不是她。”
那張臉上安靜了片刻。然後她笑了，不是開心地笑，也不是嘲諷地笑，而是一種很緩慢很疲憊的笑，像是一個在黑暗裡等了太久的人終於聽到了一個意料之中的答案。
“你怎麼知道的？”她問。
我放下鐮刀。
我怎麼知道的。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答案。因為如果她還活著，她不會用這種方式出現在我麵前。從鋼筋裡長出來，沒有人能從一個事實裡長出來。她一定是死了，帶著她十九歲那年的所有期待和失望，死在了某個我不知道的時間和地點，然後被種進了這棟房子的鋼筋裡。
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是她把自己種進來的。
“陳默，你還記得你是什麼時候從技校退學的嗎？”蘇晚的聲音從頭頂傳下來，天花板上那些枝葉停止了蠕動，整張臉安靜地嵌在那些心形葉片中間，像一幅掛在牆上的畫。
我當然記得。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。那天我去找老李開了一張四個半月的工資條，一共三千二百塊錢，這就是我在技校待了四個半月掙到的全部身家。我把退學手續辦完，在食堂打了一份紅燒肉蓋飯，吃到一半就沒胃口了。放下筷子的時候，我想起蘇晚信裡畫的那些東西——房子、銀杏樹、兩個人。
我把這份紅燒肉蓋飯和這些想法一起扔進了垃圾桶。
“你退學那天晚上，給我打了個電話。”蘇晚的聲音越來越穩了，像是在念一段早就背熟的台詞，“你記不記得你說了什麼？”
我握著鐮刀，指節發疼。
我記得。
我怎麼可能不記得。那天晚上，在技校門口的公用電話亭，我用一張十塊錢的IC卡撥通了蘇晚她們宿舍樓的電話。等了很久，是樓管阿姨接的，我說找蘇晚。又是很久，蘇晚來了，電話那頭傳來她略微氣喘的聲音，像是從樓上跑下來的。
“蘇晚。”我說，“我們以後別聯係了。”
電話那頭安靜了很長時間，長到我以為她已經掛了。久到那張IC卡上那個十塊錢的餘額一點一點地被占用時間消耗掉，從十塊變成九塊六，從九塊六變成九塊二。最後她說：“好。”
一個字。
隻有一個字。沒有問為什麼，沒有哭，沒有大吵大鬨，就一個字，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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