聽著，心中明了。這就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城市商業的普遍困境：嚴格的計劃調配與日益增長、且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之間，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。郭晉安的煩惱，是整個時代商業體係僵化的縮影。
“晉安哥，你這可是在第一線為民操心啊。”我敬了他一杯，“‘茶煮匠’那邊，倒是摸索出一點利用本地資源、發展農村副業的路子，至少讓參與的社員和周邊群眾多了些收入，也多了一些產品上市。
郭伯伯之前也肯定了這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新探索，算是解決了姓社姓資的顧慮。”
郭晉安點點頭：“嗯，我爹是表過態，說你們那個模式，方向是對的，是在集體框架下調動積極性。這也是為什麼供銷係統對你們還算支持。
不過……”他話鋒一轉，帶著提醒的意味，“浩子，樹大招風。你們現在攤子鋪得越來越大，雖然定性了，但盯著的人不會少。
尤其是在分配上，一定要把握好度，顯得太‘紮眼’不行。現在有些人，就喜歡在‘資產階級法權’這類問題上做文章。”
我心中一凜，知道這是肺腑之言。“我明白，晉安哥。‘茶煮匠’一直強調按勞分配為主，集體提留也足，就是為了確保集體經濟的性質。我們會更加注意的。”
這次交談，讓我對太原乃至整個山西的商業困局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再次確認了“茶煮匠”雖已過關，但仍需如履薄冰。
如何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，為“茶煮匠”和更多類似的經濟活動尋找生存與發展空間，似乎成了我潛在的任務。
幾天後，綜合處接到一項臨時任務，要求我們就“如何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挖掘地方經濟潛力，緩解部分商品供應壓力”準備一份參考材料，供省委相關領導參閱。據說是某位領導在視察工作後，對如何在不突破計劃框架的前提下搞活地方經濟有了一些思考。
任務落到了我們三組。孫組長召集大家開會，傳達了任務要求，強調“思路可以開闊些，但必須在政策紅線內”。
組裡討論時，氣氛依舊有些沉悶。老同誌們大多傾向於建議“加強計劃調撥”、“厲行節約”。幾個年輕人躍躍欲試，但提出的想法要麼過於空泛，要麼隱隱有觸碰紅線之嫌。
當孫組長的目光掃過我時，我立刻按照想好的策略，麵露難色，帶著新人的謹慎說道：“組長，我剛來不久，對全省的具體情況和政策尺度把握還不準，怕提出不成熟的意見誤導了方向。我能不能先多聽聽各位老同誌的見解，深入學習一下？”
孫組長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對我這種“藏拙”的態度並不意外，甚至有點滿意，點了點頭：“嗯，韓浩同誌態度是好的，先多聽多看，把基礎打牢。”隨即轉向其他人，“你們誰還有想法？”
我成功地避開了在公開場合直接提出敏感建議的風險。會議最終形成了幾條不痛不癢的原則性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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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我並不打算完全放棄這個機會。散會後，我特意留到了最後，等其他同事都離開了，才走到正準備收拾東西的孫組長身邊。
“組長，有點個人不成熟的學習體會，想私下向您彙報一下，不知道合不合適？”我語氣恭敬地說道。
孫組長有些意外，重新坐下：“哦？你說說看。”
我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一份簡要提綱，上麵用鉛筆寫了幾個要點，字跡工整，態度誠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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