話說到這裡，意思已經很明白了。
蘇婉清回到公司，向賈玉振彙報。賈玉振聽完，什麼也沒說，隻是起身走到書架前，從最上層取下一本賬簿——張萬財留下的那本，邊角磨得發白，很多頁有暗褐色的血跡。
他翻開一頁，上麵寫著：“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七日，收何三姐賣菜錢三元八角，用於購買二十個孩子三日口糧。”
三元八角。二十個孩子三天的飯錢。
而現在，有人張口就要“乾股”，要分走公司未來可能產生的利潤——那些本該用來印教材、辦培訓、救難民的利潤。
賈玉振合上賬簿，聲音很平靜：
“回絕他。明確告訴他：中美聯合實業公司沒有乾股，每一分股份都有對應的出資和使命。想要股份，拿真金白銀來買，而且買了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——不是分紅，是為中國文化教育出力的責任。”
“可是玉振，”蘇婉清擔憂，“姓陳的背後是孔家，我們得罪不起……”
“得罪不起，也要得罪。”賈玉振轉身，“婉清，你記不記得萬財叔臨終前說的話？”
“記得。他說：‘賬本要收好。’”
“為什麼賬本要收好？”賈玉振問，然後自答，“因為賬本乾淨，人才能乾淨。公司今天給了乾股，明天就會有人要更多。今天妥協一次，明天就要妥協一百次。到時候，我們和那些發國難財的人，有什麼區別？”
蘇婉清沉默了。
賈玉振走到書桌前，鋪開信紙：“給瑪麗·溫斯洛寫信。告訴她，重慶有些‘家族勢力’，正在試圖從國際文化援助項目中牟取私利。請她在《時代》周刊上寫一篇報道，談談‘援助資金在戰時中國的困境與希望’——不用點名道姓，但要讓該懂的人看懂。”
“這樣……會不會激化矛盾？”
“矛盾一直都在。”賈玉振開始寫信，“我們要讓所有人知道：中美聯合實業公司，貼著星條旗的護身符，也貼著中國良心的底線。誰想越線，先掂量掂量國際輿論的分量。”
信寄出一周後，《時代》周刊亞洲版刊登了瑪麗的專欄。
標題很溫和：《希望的印廠：重慶一座合資企業的故事》。文章大部分在寫公司如何培訓難民、如何印刷教材、如何為戰時文化教育貢獻力量。但在文章最後三段，筆鋒一轉：
“……然而，即使在這樣充滿希望的事業中，陰影依然存在。記者了解到，某些本地勢力試圖將國際援助項目變為私產，向企業管理層施壓要求‘乾股’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私下表示：‘在重慶，沒有靠山的生意做不大。’”
“對此，公司董事長賈玉振先生的回應簡單而堅定：‘我們的靠山是四萬萬需要文化的中國百姓，是千千萬萬在戰爭中失去家園的孩子。除此之外，不需要其他靠山。’”
文章傳到重慶時，引起了小範圍的震動。
陳先生再也沒有出現過。
孔祥熙在行政院一次內部會議上，突然強調要“規範外商投資管理，杜絕權力尋租，確保國際援助真正惠及民眾”。
而坊間開始流傳一個說法：
“賈先生的廠，貼著星條旗的護身符。貪官想伸手，先問問華盛頓答不答應。”
深夜，廠房裡依然亮著燈。
新安裝的海德堡印刷機在趕印第一批識字課本——是為難童學校印的，五千冊，免費。機器的轟鳴聲透過牆壁傳來，低沉，持續，像這個古老民族在深夜裡不肯停止的心跳。
賈玉振獨自站在辦公室窗前，手裡拿著一本剛裝訂好的識字課本。封麵是淡黃色的粗紙，上麵印著“平民千字文”五個字，是他親手寫的楷體。翻開內頁，油墨香撲麵而來。
第一課：“人，一人，二人，三人。中國人，日本人，美國人，都是人。”
簡單到幼稚的句子。但他知道，對很多孩子來說，這是他們認識世界的第一個窗口。
窗外，重慶的夜色濃得化不開。但廠房裡的燈光很亮，照在嶄新的機器上，照在堆積如山的紙張上，照在那些剛剛學會操作機器的年輕學徒臉上——他們很多是難民，是孤兒，是希望食堂長大的孩子，現在穿著統一的工作服，手上沾著油墨，眼睛裡有了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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