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的臘月，長白山的雪下得邪性。
小張後來跟人說起這事，總要先搓搓手，像是那年的冷還咬在骨頭縫裡沒走。他說那會兒他剛過二十五，膽子比磨盤還大，一個人揣著半壺白酒就敢往老林子深處鑽。驢友這詞兒那年代還不時興，當地林場的人管他叫“城裡來的二愣子”。
他是怎麼迷的路，自己也說不清。隻記得日頭落得飛快，像誰在山脊上猛地拽了一把簾子，天就黑了。鬆濤聲從四麵八方壓過來，一聲接一聲，跟有東西在喘氣似的。小張腳底的汗把棉鞋浸透了，踩在雪殼子上嘎吱嘎吱響，每一步都像踩碎了什麼骨頭。
他喊了幾嗓子，聲音被密林吃得乾乾淨淨，連個回音都沒剩下。肚子餓得前胸貼後背，那半壺白酒早喝光了，隻剩個鋁壺在懷裡咣當。他想找個背風的地方貓一宿，可四麵都是黑森森的樹乾，像無數條豎起來的胳膊，不讓他靠。
就在這時候，它出現了。
先是遠處一個白點子，小張以為是月光落在雪上，可那天是陰天，雲厚得能擰出水來。那白點子動了動，近了——是一隻狐狸，通體雪白，沒有一根雜毛，尾巴大得不像話，拖在雪地上像一匹絹。
小張後脊梁一緊。他在林場聽老把頭們念叨過，山裡的白物碰不得，白蛇白狐白兔，那都是“有講頭”的。可他這會兒餓得眼冒金星，什麼忌諱都顧不上了，隻想著那團白東西好歹是個活物，見著活物，人就覺得自己還活著。
白狐並不怕他。站在五步開外，歪著頭看他，兩隻眼睛在黑暗裡泛著琥珀色的光——不亮，是那種溫吞吞的、像是浸了油的燈芯。它轉身走了幾步，停下來，回頭看他一眼。小張猶豫了一下，跟了上去。
就這麼走走停停，白狐始終和他保持著三五步的距離。快了它就跑快些，慢了它就蹲下來等，尾巴盤在爪子上，像個有耐心的引路人。小張的腿已經木了，膝蓋以下像是借了別人的，每一步都得靠意誌拽著往前走。他盯著那條白尾巴在黑暗中晃悠，像一小片會移動的月光，恍惚間覺得這山、這雪、這漫漫長夜，都是那隻狐狸布下的一個局。
也不知走了多久，風忽然小了。小張抬起頭，看見一堵殘牆。
那是一座廢棄的寺院，破敗得厲害，正殿的屋頂塌了一半，露出幾根焦黑的椽子，像肋條戳在那兒。牆根底下長滿了乾枯的蒿草，被雪壓得東倒西歪。山門早就沒了，隻剩兩個石門墩，蹲在那兒像兩個沒眼睛的腦袋。匾額斷成兩截橫在地上，上麵的字被風雨啃得隻剩個“寂”字的半邊。
可這破地方，居然有乾柴——整整齊齊碼在殿角廊簷下，雖然蒙了灰，卻乾透了的硬雜木，一折就“啪”地脆響。殿後有山泉，從石縫裡滲出來，聚在一個石槽裡，水麵結了薄冰，砸開了下麵活水還在汩汩地流。最邪的是，供桌底下有個藍布包袱，打開來，裡頭是幾張烙餅、一疙瘩鹹菜疙瘩，還有半塊紅糖。
烙餅硬得能砸死狗，可嚼在嘴裡，有糧食的甜。小張就著鹹菜啃了兩張餅，灌了一肚子涼水，又撿了柴在殿角生了堆火。火苗躥起來的時候，他看見牆上有壁畫，模模糊糊的，畫的是些祥雲、仙鶴、騎鹿的老人，顏色都褪儘了，隻剩下些若有若無的線條，在火光裡忽隱忽現，像另一個世界的窗戶紙被火烤透了，裡麵的光景影影綽綽地透過來。
白狐沒有進殿。它蹲在山門外頭，背對著他，尾巴裹住身子，像個雪球。小張喊它進來烤火，它隻是豎了豎耳朵，連頭都沒回。外麵的風越刮越狠，像有人在山頂上往下倒沙子，嗚嗚地響。小張裹緊了棉襖靠在牆角，火光烤得他半邊身子發燙，另半邊冰涼，迷迷糊糊就睡了過去。
他做了個夢。夢裡那白狐變成了個老太太，穿著白布衫，盤腿坐在雪地裡，嘴裡念叨著什麼。湊近了聽，翻來覆去就一句話：“路引了，緣就到了。”小張想問什麼緣，老太太一抬眼，眼睛還是那雙琥珀色的眼睛，溫吞吞地看他，忽然就哭了。眼淚掉在雪地上，每一個坑都冒出一小朵火苗。
他猛地驚醒，天已經亮了。火熄了，隻剩一堆白灰。他跑出山門，雪停了，白狐不見了，雪地上連個爪印都沒有。倒是有一條路，被風掃得乾乾淨淨，彎彎曲曲地伸向山下。他順著那條路走，兩個多鐘頭就看見了林場的了望塔。
後來他打聽那座寺院，林場的老人都搖頭，說那一片早年間倒是有過一座廟，叫“寂滅庵”，偽滿時候讓日本人燒了，裡麵的尼姑跑的跑、死的死，最後一個老尼姑在廢墟上守了三年，也死了。那是六十年代的事。
有人問他：“你吃的烙餅誰放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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